Zaha Hadid 設計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鋼結構部分已構建完成，在新華網可以看到一些照片，大興國際機場的設計是熟悉的 Zaha Hadid 的形態設計，大眾會跟一些形象化的聯想比如海星之類對其作出評價，作為一個大型的地標性公共建筑的必經之路，何況是像 Zaha Hadid 這類有機類的形態，首當其沖就是幾何形態，大眾不會去過問形態之外的內容。

      項目內部的合理性必然是得到保證的，參與設計的有 ADPI 這樣的機場設計公司，加上層層的工程驗證，奇觀式的外在幾何形態之下具有合理性的支撐。

      但是我們仍然會生發一些疑問，或許 Zaha Hadid 和 ADPI 一開始就介入了各種理性的因素，比如縮短入口和登機口的距離等等，而我們仍然對這種幾何形態生成的設計師主觀化成因深信不疑，對其形成的任意性充滿懷疑。我們會去質疑設計中的合理性程度，是否這樣的設計是最佳的方式？諸如流線型的形態、開放的視野和空曠的空間，是否對人員流動及指示有幫助，還是合理性遷就于視覺效果？設計師主觀化表達為起始點，理性的因素不斷介入去合理化，也包括對設計的闡述，我們對這一類的設計的質疑將會越來越多，源自科技的發展，以及設計工具的落后。試想，我們已經擁有足夠巨大的數據支撐和強大的計算能力，去獲取機場設計的最佳的合理性結果，是否仍有必要以設計師的主觀表達作為起始？

      我們面對的現狀是：配備了一臺高性能計算機但是只用來玩單機紙牌游戲。如今我們具有強大的計算能力和數據積累，但是計算機輔助設計，即 CAD，通常只是繪圖，除了 CAD 還有 CAE、CAM 以及 PLM 等，但是歸根結底，在設計端，我們仍只是用這時代強大的計算能力和數據資源來繪制幾何形態。

      比如像面對機場這樣的工程，作為一個地標來說它的幾何形態的形象含義還存在一定的討論價值，但相比于其他內容，幾何僅僅是一小角。我們能夠意識到，對機場的設計來說，有太多的數據資源可以挖掘，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借用強大的計算能力來研究，為什么我們就只從一個設計師對幾何形態的主觀追求開始呢？如果我們有足夠多的理性因素，我們仍會在于幾何形態嗎？

      當然，對工具的研發和數據資源的整理也需要一個過程，我們現在還只能通過網絡來很笨拙的搜索一些資料，比如在 Google 的圖片搜索中輸入某個詞語，出來的東西仍是非常初級，我們仍然無法讓計算機來自主建模，無法來遍歷一些造型變種的計算。但是一想到我們有如此多的潛在資源可供利用，但現在只能用來玩紙牌游戲，就會心生困惑和焦急。

      那么我們假設一下，如果這些計算能力的應用和數據資源的挖掘都實現了，設計出的機場會是怎樣？包含更多的理性這是不用質疑的，但這種理性的綜合表現會比當前的設計高多少？這是很難去想象的，或許高不了多少，或許那些主要的理性表現在當前的工作模式下已經覆蓋到了。

      或許更糟糕的是，這種對計算能力的應用和數據資源的挖掘，來實現的設計如果變成馬巖松的金魚缸式的設計，就會得到一個倒退的結果了。比如針對機場的交通和人員流動我們有很多的數據資源挖掘，然后我們遵照挖掘出的理性，得出的設計會不會是給人們挖出了一條固定的通道？如果一個東西的設計，它的理性層級是有限的，可以被設計師的思考所觸及和覆蓋到，是否有必要樣樣東西都要借助于大數據？

      我們當前的設計手段包括思維和方法落后于技術的發展，否則我也不會僅僅使用計算機來輔助幾何形態的設計，但我們無法去比較這兩種方式那種更可靠，一是以設計師的主觀創造為出發點再不斷介入理性的修正，二是靠足夠多的理性輸入和計算能力為出發點輔助以設計師的修正介入。當一個設計的復雜度較高需要借助于計算時顯然靠設計師是無法達到的，然而機器的理性和程序化卻又是無法去討論設計的符號意義的，也就是說有機形態的視覺效果、Zaha Hadid 的名聲或者是來自于人而非機器的設計，仍然具有重大的意義。

      有兩種形式的設計，一種是靜態的，固定化的，實體的，一旦完成它就是定型了，需要外界來適應它，如果出現沖突，作出調整的是外界。一種是動態的，可變動的，框架式的，它沒有完全定型，外界能適應它，它也可以為外界作出自我調整。

      人是最具適應性的，所以當我們所處的環境沒有太多活動元素參與時，一個靜態的設計已經足夠應付了，但隨著科技和時代的發展，我們所處的環境越來越動態化，必然對自身的可調整型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設計更加框架化。

      讓·皮亞杰（Jean Piaget）將人的認知過程中的適應行為分成兩類，同化（assimilation）和調適（accommodation），即我們的內在世界已經具有一個認知模型，當與外界世界相接觸時，同化就是將外界納入已有的認知模型，無需對內在的認知模型作出調整，同化過程潛在的代價付出就是在對外界認知過程中會對其進行壓榨，為了能夠對號入座；而調適則是需要對自我認知模型作出調整或升級，因為外界無法納入現有的模型之中，相對于同化，調適可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皮亞杰認為這兩類認知的形式是共存的，一個硬幣的兩面。

      一個動態的可變的框架式設計，它也應具有很高的容納性和能作自我調整的自由度。

      Pentagram 為 Poetry Foundation 作的品牌識別設計，Poetry Foundation 是出版詩歌雜志《Poetry》為主，為將詩歌帶給更廣的人群，他們現在業務擴展到多個領域，比如活動組織和數字出版等等等。基于詩歌的一些特性，比如它特有的視覺形式——文字的排布——作為新品牌設計的起始點，將 POETRY 六個字母以 2 x 3 的分割排列，以這種排布的結構作為識別的基礎平臺，在此基礎上可以容納各種各樣的變化（比如雜志的封面），而且識別性并沒有得到稀釋。

      這只是“設計為框架”的一個機械式的例子。

      科技的發展將很快會作用到設計這個行為上，計算機輔助設計遠非只是輔助繪制幾何形態，工具還未完備之時意識要先行，讓設計從靜態固定的實體化設計轉向動態可變的框架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