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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利浦公司設計部趨勢與戰略主管Josephine Green認為，現有的由技術主導的創新方式應該加入一些社會文化因素使之平衡，這樣所產生的創新才能讓企業與社會共同繁榮。

　　Josephine Green畢業于英國華威大學歷史與政治專業。她曾在Advanced Strategy的國際銷售與市場部及未來學社會研究部工作。1997年至今，她擔任飛利浦電子設計部的趨勢與戰略高級總監，負責社會、文化與人的課題研究，并負責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略未來學項目中去。該項目旨在輔助客戶設計并實施以人為本的創新與建立新價值的方法。它的研究范圍包括新興的社會文化價值觀、新技術和新商業方式，此外它還承擔著尋找戰略機會以及將上述研究成果運用到設計中的任務。Josephine始終與客戶密切合作，并致力于將新思想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引入到對方的文化和工作流程當中。她在很多國家大學的碩士和經理人課程上作過演講、講過課，現擔任格拉斯哥藝術學院的客座教授。

　　采訪：伊利諾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Josephine Green: 如果你注重的只是技術方面的研究，那么你能獲得的也就只是科技上的創新。而如果你同時也注意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研究，你就能引發社會革新。科技與社會的共同革新會帶來更加平衡的生活品質，讓我們的未來更加美好。

　　過去的兩百年間，一共有過五次連續的技術革命：從工業革命到煤炭與蒸汽、到鋼鐵和電力、再到石油和化工，最后到了現在的信息革命，而在每一次革命中，都產生了新的技術經濟和社會變革。然而，由于西方社會過分醉心于理性的、技術上的創新，與歷史的真實軌跡相反，人們關注的重點總是這些變革在技術和經濟上的影響，而社會方面的變化則很少涉及。

　　歸根到底，技術經濟決定論讓人以為，人類的未來是靠一系列標志性的技術創新和市場力量來形成的。換句話說：技術和經濟決定了我們的未來。但我們反過頭來想一想，它們真有這么大本事嗎？或者，更重要的問題是：它們應該擔任這樣的角色嗎？

　　這些問題在當前技術和市場的力量日益強大且無孔不入的情況下，顯得尤為重要。今天，技術的飛速發展和滲透讓人們不禁懷疑，技術到底是問題的答案，還是問題之所在？有人擔心，技術的發展主要是出于經濟利益的驅動，而后者正是社會利益的對立面，因此，技術到底會提高還是降低我們未來的生活質量，還是一個問題。其實，就連所謂技術和市場是發展的動力這一前提，也值得懷疑。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當社會革新伴隨著技術的創新，技術才能成為發展的動力。新技術在舊的社會環境中無從施展。歷史上，每次技術-經濟-社會發生聯動變革時，社會因素在“解放”技術的潛力、使其成為一個推動力量方面，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為什么呢？因為任何一種新技術必須是與人們日新月異的生活和新的社會需求相關，對其具有意義并且符合其要求的，這樣才能使新技術本身的潛力完全得到發揮，而讓企業和社會獲得成長和繁榮。

　　舉個例子，就說醫療領域吧。有很多因素在驅使醫療領域進行變革，比如老齡化問題，公共資源不足的問題，以及公眾健康意識的提高等。技術在這里不是大問題，最大的挑戰在于如何從社會角度構建一個全新的囊括家庭、患者、醫生、醫院的醫療方案，并且在社會和文化層面上能適應未來的發展需求。技術在這里所占的成分不大，這更是一個與社會革新、社會相關性、新的社會環境、新的商業模式和豐富的想象力相關的問題。

　　今天，當我們從工業社會系統轉向信息/知識社會系統時，很多地方都要用到我們的想象力和更可持續的、更加人性化的未來發展愿景。但是，人們往往不是去進行大膽的思考，而是簡單地在原有基礎上進行擴大或提高(新技術披上舊外衣！)――更高的效率、更大的產能、更佳的表現，越來越多，越來越快。好了要更好，直到不能再好了，于是就壞了。為什么會壞了？

　　因為在環境、社會和人的層面上，社會系統的作用變得越來越小。因此，人們要找的是消耗人力和環境資源較少而對未來更有意義的新的解決方案和做事方式：新的消費方式、新的交往方式、新的生活方案、新的移動方案，以及超越國民生產總值和產能的、通向可持續發展的新的平衡。我們該怎樣調整這一平衡？大膽思考，有創造性地思考，從社會角度進行思考。

　　另辟蹊徑

　　在飛利浦公司，我們的設計部已經用了10年的時間來探索一條如何設想未來及進行創新的新方法。我們認為，未來就是技術和社會的革新，技術雖然至關重要，但它的作用將主要是作為一種推動力來為個人和人類社會增加價值。這意味著在我們的創新進程和業務中應以人為中心，意味著在構思和實際操作中，都要另辟蹊徑。

　　首先，我們組建一支由未來學家、心理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設計師組成的具有多元背景的團隊，對全球和特定地區的社會、文化和人進行研究。他們的研究課題包括：

　　• 社會價值觀深處所隱含的影響未來世界構成的趨勢——利用未來學和社會科學進行分析；

　　• 以上價值觀顯現在文化層面上的外在表現——利用文化和設計學進行分析；

　　• 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各種活動中的需求和行為——利用人種學和人類科學進行分析。

　　要設想未來，就必須對遠期可能發生的事情和當前的現實都有清楚的認識。要做到這一點，深度比廣度更重要，量化數據讓位于適合創造性過程的更具創造性和定性研究的方法。這種結合創造性和分析性手法、設計驅動和研究驅動的方法，能豐富我們的知識和見解。

　　我們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是如何將我們獲得的這些信息和知識帶到創新進程，讓創新進程所涉及到的人也可以從中受益。為此，我們設計了一些創造性工具，既有影像的，也有文字的。

　　社會文化學研究和創造性工具的主要目的是將未來和創新深植于人們的頭腦中，激發人們跳出固定思維，進行創造性的思考。我們是如何定位這項研究的呢？它是真實的未來，還是預測，抑或是一次市場研究？其實，它是這三者的交叉，我們試圖用它來構建一個嶄新的描述未來進程的“人性化”定性方法。飛利浦設計部奉行“社會、文化、人”的主旨，在飛利浦設計部總裁兼創意總監Stefano Marzano的領導下，這一主旨幫助設計部成為技術與人之間的橋梁。

　　如果內容變了，過程就會跟著改變。這在飛利浦尤其如此，我們的“環境智能與環境體驗”預想的是一個以網絡互相連通的未來社會，我們的日常生活環境中處處植有智能芯片，能直觀地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各種體驗提供支持。這些體驗在我們的用戶中互相傳遞，也超越了我們各個產品線之間的區隔。這樣的未來現實，加上不斷擴大的對信息、服務和解決方案以及系統轉變的需求，意味著單獨一門學科或功能無法提供所有的答案。因此，我們的創新過程涉及多學科、多功能，參與的人員包括社會學家、技術人員、設計師、市場推廣專家和商業人士，他們常常來自不同的產品線。這些人在一起，就社會文化學、技術和市場、商業的趨勢交流自己的見解，形成一致的意見，這成為構建新的社會文化及商業價值觀的創造性過程的基礎。

　　更具系統性的未來解決方案是復雜的，這也意味著其它利益相關者可以在此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我們不僅無法從一個產品線上找到我們需要的所有答案，也不能單靠飛利浦內部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自己無法擁有、而且事實上也沒有所需的全部技能，因此，將客戶和用戶納入到這一過程，對最終取得成功是至關重要的。

　　飛利浦致力于這一方法，通過廣泛的合作伙伴和聯盟網絡進行創新，其中包括客戶、研究機構、其它公司等。飛利浦在荷蘭艾因霍芬(Eindhoven)高新科技園設有MiPlaza研究中心，飛利浦的研究人員在那里和其它公司、學校及研究機構的同人并肩工作。雖然這種創新管理本身看似復雜，但我們是為了對未來負責，其最終的目的是化繁為簡。過程本身以及解決方案也許極其復雜，但這些解決方案在應用時卻一定是簡單明了、令人滿意的。正如林語堂所言：“絢爛之極，歸于平淡。”或者，像愛因斯坦說的，“一切都應該盡可能地簡單，但是不要太簡單。”

　　將所有利益相關者納入進來，不僅能使我們獲得豐富而有效的解決方案，而且由于各個有關方面的參與和認同，使后面的實施工作也能變得更加順暢。它反映了從消費者社會到利益相關者社會的轉變，這也是對未來的思索和預測應該采取的方向。也許，我們從中最應吸取的一點是，未來不再只靠“預測”，而是靠我們的共同“設計”。

　　設計的角色

　　我希望前面我已經說清楚了，在當前這個轉折時期，我們需要更多的轉型性創新，需要有一個全盤性的、涵蓋面廣的創新過程來幫助實現這個目的，而要獲得成功并具有實在的意義，則必須以人為本，同時兼顧社會文化因素和環境。為了讓真正全新而富有想象力的東西產生，我們需要創造力，需要不同，需要放開膽子。這就是設計。企業往往將設計當作一種僅與外觀式樣有關的學問。雖然賦予一樣東西以外形、美感和風格是設計的重要內容，它能使一樣東西具有明顯的與眾不同的特點，使之具有更高的價值，但設計的內涵遠不止這些。將設計師僅當作造型師是不對的。

　　設計是商業工具，同時也是文化工具。設計始終是連接技術、文化與人之間的橋梁。在當前這樣的轉折時期，這一文化因素有助于企業理解一個產品是否適合未來，而設計師對于人性的敏感則能提高企業創造這種適合性的能力。

　　設計是一門創造性的學科。這門學科本身，以及對設計師的教育與訓練，都屬于用創造性方法解決問題的領域。我在擔任英國格拉斯哥藝術學院客座教授時，我(不是因為自己是個設計師，而是從歷史學家的角度)常常為設計師在日常工作中對待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感到吃驚。他們在問題面前，沒有覺得心神不寧或困惑，而是以創造性的方法去尋找解決方案。他們能提高一個企業的創新能力。

　　由于設計在一個企業內能跨越不同的功能和產品分類，再加上它所特有的創造性訓練，使得它能夠促進和整合由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的創新過程。在Stefano Marzano的領導下，飛利浦設計部門建立了這樣一種設計文化。

　　最后，我想說一個與創新有關的題外話。我正在參與歐盟的一項有關社會底層革新的研究項目，也就是研究草根階層的人為解決新問題所想出來的新辦法。歐洲的一些設計學院正在東歐和西歐尋找類似例子。它會是新的合租方式，還是新的實物交易方式、新的教育方式、新的社區分享方式，或是新的合伙用車方式？不知道。當我們拿到數據后，我們也許會發現，最具影響力的創新者是每一個普通人，他們發明適合自己的獨特辦法來對付新問題，應對新需求，或是滿足自己尋求改變或更新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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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設計高峰會與會人士觀點摘要之JosephineG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