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下午,深圳何香凝美術館,一大群人在展廳里席地而坐,等待陳丹青的來臨。 遲到的陳丹青依然背著一個洗得發白的綠色軍挎包。坐下之后開始解釋遲到的原因——飛機晚點,講述他在等待中的焦慮。還有他前兩次來深圳也都很不順利。 講座完了,在一大群人的跟隨下和幾個工作人員的保護下,陳丹青開始參觀展覽,在工作人員“這邊、這邊”的聲音里移來移去。然后他坐下開始簽名,非常之忙…… 晚上,一起吃飯,記者問陳丹青:“你怎么看下午一群人坐在地上聽你講話?圍著你轉悠?”“很荒謬。”陳丹青說。“你覺得這個講座對你而言有意義嗎。?”陳丹青說:“沒有。”“那你為什么還要來做呢?”“人總得做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事情,讓別人高興。” 在交談中,陳丹青吞下兩盤食物。并和記者約好第二天長談。 9月11日,深圳某酒店9樓,陳丹青點燃一支摩爾煙,開始在裊裊煙霧中講述自己,那些描述是一幅幅畫、一個個場面……
少年陳丹青 老知青陳丹青 陳丹青做知青的時候,也抽煙,煙的名字叫"經濟煙",那煙是沒有任何牌子的,白紙煙盒上什么圖案都沒有,和摩爾煙當然有天壤之別。 “文革”給陳丹青留下的后遺癥在五年前他初回國內時得以顯現。當時,他首次出席一個講座,一走進門,就看見偌大的一群人,中間的一個講臺。陳丹青頓時緊張得要命,汗流浹背。他回憶說:“那讓我想起了文革里的批斗場所,而我似乎就是被押上臺批斗的那個人。”錯覺當然只是一瞬間,看到下面的笑臉,他逐漸穩定下來,開始講話。 陳丹青說他們那一代人的思維方式相當簡單。他說自己最近打算去看一個30多年沒有見的表姐,這個表姐當年非常期望能去新疆兵團,因為去新疆可以發一套軍裝;鄰居的一個女孩子天天吵著要去云南插隊,因為她從來沒有坐過火車。
青年陳丹青
中年陳丹青 陳丹青稱自己最初的文字功底,是在幫父親寫申訴書的時候練出來的。他的父母都曾被劃成右派。陳丹青14歲就開始為父親寫申訴書,一寫就半夜。他從來沒想過像很多同齡人那樣和父親"劃清界限",他說在那么多政治運動中,他從幾歲就開始思考了。 文革是一夜之間開始的。少年陳丹青對于文革開始的感受是“從小在一起玩的玩伴遠遠的看見你就跑開,有人開始向你身上扔石頭和其他東西”。 1970年,插隊開始了,陳丹青和弟弟兩個人必須有一個去插隊,陳丹青義不容辭。最初去的時候還懷著些憧憬,但從脫下鞋子踩到稀泥里的那一刻起,一切都變得無比現實。半夜四點多起來干活,一直干到第二天晚上。陳丹青說:“生活的苦難不是最可怕的,關鍵是反差,對于我這樣一個在城市長大的孩子來說,鄉村的勞動是可怕的。” 一切勞動的工具和樣式,都還保留著陳丹青曾經研究過的漢代畫像磚上的樣式。耕牛和犁頭,在木桶上“砰砰”地摔打稻子來脫粒。太陽出來曬柴,下春雨的時候擔心秧會爛掉。 田園風光是美麗的,然而,當陳丹青經歷那種無希望的勞累,并且想到可能要這樣度過一生的時候,他產生了強烈的厭惡感。一次回上海探親后,再回農村的路上,他身體出現了反應。 從上海到鷹潭,從鷹潭轉車去一個縣城,再轉車去自己插隊的農村。在中間的一個縣城,在車上一直好好的陳丹青,在下車很長一段時間后,胃里開始翻江倒海,他開始嘔吐。他說,那是心理上的緊張、強迫、厭惡在生理上的表現。陳丹青說自己的女兒在參加中考之前也出現了類似的癥狀,這可能是一種遺傳。 陳丹青在鄉村里還做過一個比較好的工作—制造骨灰盒。據說村里人把知青陳丹青要過來,就因陳丹青會畫畫,而這個村子又剛好有一個骨灰盒廠,可以讓陳丹青的繪畫特長發揮作用。于是,在那個只有一間房子兩個人的“工廠”里,陳丹青開始在那些即將裝入死人骨灰的盒子上畫上青松白鶴萬年青。這樣的骨灰盒一共制造了600多個。中午吃飯的時候是一天中最愜意的時刻,陳丹青和一個木匠面對面地坐在一張小桌子前面,一人一碗飯一碟咸菜,一碗白酒,喝著小酒,看外面的小雪撲簌簌的落下來。 回憶到這里的時候,陳丹青的手機響了,在“儂好、儂好”的問候聲中,那邊的人開始一個個的和陳丹青說話。后來陳丹青說那是一群中學小學同學,他們在上海機場為一位女同學送行。那個女同學曾經是陳丹青的同桌,并非美女,可是發育很早,陳丹青小時侯和她打鬧一直打不過她。她一直不幸,40歲才結婚,最近先生又死了,這次是帶著兒子去美國。 陳丹青還記得,在20世紀70年代,回農村路上嘔吐的那一次,嘔吐完以后,他在縣城里閑逛。突然看見那個同桌女同學和幾個人站在街邊,他很想過去打招呼,但一直很害羞的他始終沒有鼓起勇氣…… 懷舊的陳丹青 陳丹青記憶中的中國,記憶中的上海,很多時候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初。1982年初,已經在國內畫壇嶄露頭角的陳丹青去了美國,并從此開始在國外懷念中國,懷念過去的朋友,甚至懷念插隊的歲月。當然,回國后,他也開始想起國外的生活,不過,他說,那不是“懷念”或者“思念”,只是“回憶”。 前兩年,已經回國數年的陳丹青帶著自己的學生們“上山下鄉”,試圖去尋找自己當年的感覺,可是他再也找不到當年的感覺了,農民不是當年的農民,村子也不是當年的村子。最后的結果是,陳丹青覺得“我做了一件非常傻的事情,我自己懷念的東西本來就找不到了,我還帶著一幫和我沒有共同記憶的學生去尋找”。 陳丹青的包一直是那個洗得發白的綠色的軍挎包,記者非常好奇的問他為什么這個包如此結實,用了二十多年連個補丁都沒有,陳丹青一笑“那個廠生產最后一批的時候,我弟弟去買了好幾個,我背壞了會換的,只是看起來一樣。”陳丹青說現在不敢背皮包,因為他的軍挎包已經被強化成了一個符號。“我不背他們就說我放棄了,我背著他們就說我還在堅持,反正他們總有話可以說,我想還是‘堅持’比較好。” 1992年陳丹青回國的時候,中國已經變了很多,最典型的標志是,他所熟悉的藍布中山裝在國際化的、遍地西裝的上海,已經類似于"奇裝異服"。但是,上海還有很多他記憶中的東西,比如全家住了許多年的,那間30多平方的房子。通往房子的階梯仍然是木頭的,踩上去仍然會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于是,陳丹青尋找記憶就開始從聲音開始,推出家里的那輛老自行車,聽彈簧鎖跳起,聽撐腳彈開的當啷一聲。一推動,滿輪子鋼條嘀溜溜轉著。陳丹青非常激動的拼命把屁股在座位上墩著,只為聽座位上的彈簧嗡嗡的聲音。 吃了一碗陽春面后的陳丹青在街上走,突然看到兩個撞了車的人開始打架,陳丹青莫名其妙的熱淚盈眶“那一刻,我才真正確定我已經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進入新世紀前夕,陳丹青再次回國,回到上海,他記憶中的東西基本都消失了,包括那老房子,那老式自行車。陳丹青頗為失落,“那不是我的上海,但是北京還是北京,因為好歹故宮還在”。 回國后的陳丹青偶爾也會想起在美國的日子,在美國,陳丹青最喜歡的地方是博物館和美術館,他說那里面有很多相當偉大的作品,看一眼就讓你感到特別震撼,所以,許多時候。他看畫的時候是沒有思想的,只有視覺,像夢游一樣在館里游蕩一整天,回國以后這種感覺就難找了,因為中國優秀的美術館太少了。 陳丹青說,其實懷舊的人很多,只是未必肯講,講了又未必有人聽。他肯講,又有人聽,于是就被樹成了一個“懷舊”的典型。 憤怒的陳丹青 很多人說陳丹青總是憤怒的,因為他抨擊很多東西,也因為他的長相。陳丹青的眼睛是鼓凸的,還剃了個略有幾毫米頭發的頭,在所有的媒體出現的時候,臉上都沒有笑容。因此有人說他是個“老憤青”。 但是陳丹青不認為自己總是憤怒的,他說那都是因為長相造成的誤解。有人傳說陳丹青在底特律水族館看魚的時候,因為眼睛太鼓把魚都嚇跑了,記者就此向陳丹青求證,陳丹青笑笑說或許有也或許沒有。不過陳丹青說自己在國外的時候,看過國內關于他自殺的傳說,那傳說寫得有模有樣,寫道:“陳丹青吊在那里,表情很莊嚴”。這種傳說有好幾次,“很不幸,我還好好的活著,而且還在講話。”陳丹青說。 陳丹青說他面對鏡頭的時候沒有笑容,是因為他從小都比較害羞,不知道如何面對鏡頭。尤其是很多記者還蹲下去仰拍他,他就更不知道如何做,于是很嚴肅。 傳說中的陳丹青容易憤怒、也容易沖動,在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痛哭失聲。陳丹青告訴記者:“那是胡說,收到通知書我很高興,我高興的時候又跑又跳又叫,可是我不哭。倒是我旁邊的一個老同志哭了,他是被錯劃的,當時還沒有平反,他看到我上了大學想起了自己的冤枉和窘境。” 陳丹青剃光頭不是因為憤怒,也不是為了展示個性,只是一種習慣。出國以前,他和所有藝術家一樣留著幾乎快到肩膀的長發,出國以后,才發現這種發型為來自各國的難民所喜愛,為了在自己和難民之間劃清界限,他把頭發剃了。 因為長了副兇相,文革時候,父母都是右派的陳丹青也沒有被人打。"他們只敢對我遠遠的扔石頭,但是他們敢打我弟弟,我弟弟長相不‘憤怒’,但是打架很兇,一個人可以打幾個人……"
對話 以“人”的姿態回答問題 魯迅長得真好看 晶報:你描述很多人好像都是從長相開始的,包括魯迅,你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說魯迅長得“很好看,很好玩。” 陳丹青:是啊,我很奇怪那么多魯迅研究專家,就沒有一個人從這個角度來寫他,魯迅長得真好看,長相和一個人的很多東西有關。 晶報:我長得怎么樣? 陳丹青:胖乎乎,很好玩的一個孩子。我年輕的時候,很多老頭子老前輩喜歡在我頭上摸來摸去,我非常討厭他們。等我有點老了,看到年輕人、小孩子都很喜歡,才理解他們那些舉動很多時候是很自然的表達。 晶報:聽說你們當年報考美術學院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為了見名教授名畫家,另一個就是為了畫女裸體? 陳丹青:有這么一說,當年什么東西都很封閉,街上的女孩子又都穿得很保守。我們開玩笑說當時露得最多的人是毛主席,因為他號召游泳,在許多畫和照片上穿著泳衣。現在沒有為了畫女裸體進美術學院的了,因為到處都有了嘛。 晶報:你上網嗎? 陳丹青:上啊,但是我不敢經常上。 晶報:為什么不敢經常上呢? 陳丹青:網上有太多太多東西可以看了,我上去就都想看,一看就下不來了,控制不住自己,浪費很多很多時間。 晶報:聽說你女兒對你很不尊敬,但你不在乎,在她出言不遜的時候你還在笑? 陳丹青:我們有很多不同觀點,她經常說:“老家伙,我為什么要聽你的,你的都是錯的。”但是我不會笑的,我會跟她吵架,我們經常吵架。 晶報:你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女兒呢? 陳丹青:我講話非常直,我有什么說什么,所以我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在學生面前也是這樣,所以我是個不會以領導身份去管理人的人。我不會裝。 晶報:不會裝?你有沒有試著顯得嚴肅高深一點? 陳丹青:試過,可是太難受了,我裝不了幾分鐘就會恢復原來狀態。所以我辭職的另一個原因也是因為我本來就不太適合當老師。我不知道應該給學生怎樣的影響,也不知道什么樣的影響是對的。可是雖然我不會裝,但是同學們下去討論,仍然會說到我是老師,討論我的風格,模仿我。喜歡好玩的問題 晶報:你昨天做講座,今天接受我采訪,對你來說有意義嗎? 陳丹青:沒有,我昨天就告訴你這是荒謬的。人生來就不自由,我們必須做一些事情讓別人高興。不過我接受采訪倒并非都是不情愿的,只要你的問題問得好玩,沒有那么多的“文藝腔”。你昨天問我的幾個問題都很好玩,所以今天我們可以談談。我歷來不接受兩種媒體的采訪,純粹的美術雜志或者純粹的文學雜志,他們問的東西太理論化了,不好玩。 晶報:你被人利用過嗎? 陳丹青:我以前經常被人利用,而且利用了我都不知道,后來被利用得多了,我變得比較聰明了。現在我只給我愿意的人利用。比如我幫一些曾經的老師的書寫序,就是甘愿被利用的。 晶報:你和妻子關系怎么樣? 陳丹青:我和妻子現在是“老朋友”,能把關系處成這樣的夫妻是不多的。我想現在的很多中年男人希望尋找激情,我有時候也去一些娛樂場所,唱唱歌喝喝酒。 晶報:怎么畫出好畫來? 陳丹青:畫畫的時候得很自然,像呼吸一樣,一筆一筆的,不用刻意去想下一筆。這個狀態是難的,我也只有幾次達到。 晶報:你好像經常被問到一些和藝術、教學等無關的問題? 陳丹青:是啊,那時候我是以一個“人”的姿態去回答的,我想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必須讓專家解答。 晶報:你是什么星座的? 陳丹青:我是獅子座的,據說這個星座很喜歡自然。我少年時代在幻想也喜歡自然,不喜歡工廠,不喜歡機器。可是后來到了農村,發現我們這種城市長大的孩子,恐怕還是更能適應工廠環境。 陳丹青 1953年生于上海。 1970年至1978年輾轉贛南、蘇北農村插隊落戶,其間自習繪畫。 1978年以同等學歷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研究生班,1980年畢業留校。1982年赴紐約定居,自由職業畫家。 2000年受聘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現定居北京。 兩度進藏創作《西藏組畫》而成名。近十年作大型并置系列及書籍靜物系列。 近年因為抨擊高校考研制度,“辭職”,而備受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