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怎樣來到上了倫敦雜志名單的Time Out工作的?是經由地下出版機構嗎? 我在大學讀的是建筑設計,畢業后進入了廣告界。我的一個朋友成了英國Rolling Stone雜志的新聞編輯,Rolling Stone是由米克•杰格(Mick Jagger) 基金會贊助的。我到那兒的那天他們都被解雇了,而我一進屋就馬上從米克•杰格那里得到一張支票。我從那里來到Friends雜志工作。然后又到Time Out,我從未真的把它當成地下雜志。 在1970年代早期你為Oz做設計。 沒錯,我做了兩期設計,兼職的,然后又編輯了一期,因為當時理查德•奈維爾(Richard Neville), 菲力克斯•丹尼斯(Felix Dennis) 和 吉姆•安德森(Jim Anderson)都在監禁。我們又激動又恐懼:我們的電話被截聽,還被人開車跟蹤。那時做的事都是靠零星資金。 Friends雜志也完全是靠零星資金維持,其實是在廚房的桌子上完成的。全部是拉突雷塞印字,還沒有照相機放大縮小,所以要用手寫標題與之匹配。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初的直接輸入的報紙。記者來了我就用藍鉛筆標出我需要他們的文章占多大塊。他們就直接在清樣紙上打字然后我剪下來貼上。效果如何我也不知道。我想主要是因為我深受 [維里•弗萊克豪斯創辦的德國雜志] Twen的影響。我得到的反饋令人驚異——顯然是美術編輯和廣告代理搞的個人崇拜那類事。 Friends和其他地下雜志都完全不同。沒有過份裝飾,也沒有太多的顏色覆蓋在上面讓人讀起來都困難。你看看Friends以及我設計的那幾期Oz, 你會感覺到它們更像是說故事——很簡單,很直白的照片,字盡可能的少。因為我相信人們已經變得不可思議的懶惰。你必須讓他們停下來,不再繼續他們這種行為方式。 Time Out的封面就是該雜志的廣告。封面本身就是海報。 Time Out雜志是由你掌控嗎? 我負責封面,我盡量避免像現在的封面這樣。如果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拍了新電影,每本雜志都以她作封面,所以你一走近報攤兒,就有99個妮可•基德曼望著你。而我就把架子上其他的雜志都當作我們雜志的背景。這樣我完全可以做個白色的封面,或干脆是全綠的“嫉妒色”做封面。Time Out現在的毛病是編輯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封面上。這是全球性的災難——總是把目錄頁都搬到封面上。 我喜歡做的一件事是力圖使封面有空間感,障眼法那類的,使圖標里的東西好象伸出來了,如此等等。很多封面是模仿和拼湊的結果。酒吧指南的封面就是完全模仿的黑啤商標。我也往往會用橡皮圖章偽造標簽,并在下面加上些陰影。最復雜的要算是“他們的藝術屬于達達派”這一期封面,目錄頁比封面晚10天才出籠。我們毀了二三十次設計才做好。 我剪下了騎士 (Esquire)雜志的大標題,搞了個圖文配——我總是對編輯們強調,文字要和圖片配套。人們會說,“你又不是廣告撰稿人”,而我會回答,“噢,我是。” 希思(Ted Heath)[總理] 有一句名言:“不受歡迎的資本主義面孔”。我們把這張“不受歡迎的臉”用競選十字架給叉上了。這就是我說的圖文配。 圖標是怎么產生的? 那是暫時的!只用了33年。設計博物館收為典藏。它只是普通的Letraset Franklin Gothic字體,不對焦拍攝所以出現虛光。如果你看過早期的Time Out你就會發現那真的像是霓虹燈的光芒,我想它挺適合Time Out雜志的,有點像電影院的感覺。后來,在我離開后,他們不懂得那個圖標就應該是透明的。他們嫌它礙事,就濃縮了70%,框起來。于是那種意象疊加的透明性便不復存在。 除了德國雜志Twen之外,你還受了哪些影響? 當時在Radio Times工作的David Driver,在那之前還有BOAC的雜志On Board對我都有影響。Milton Glaser做藝術總監時的紐約雜志對我有很大影響。在Nova 工作的David Hillman 也對我有很大影響。做Time Out封面的George Lois沒什么影響,可他講了一個故事。有點像一個畫框里的小電影。當然,那是廣告。其實就是廣告。我用了很多正對相機的面部像。另外還有一件事,做標題要盡可能地短或盡可能地長,因為短了你能立刻就讀出來,而長了則表示既然用了大量的字,那里面一定有大量信息。 現在回過頭來看你在Time Out時的工作有什么感覺? 如果你把我的職業生涯分割成幾塊,在Tme Out的工作只占一小部分,但無疑是最好的那部分,因為我很喜歡做編輯性的工作。雜志每個星期都會出現在全倫敦的街道上,因此那是最令人愉快的工作。你有極大的暴光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