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什么搞音樂領域的設計而不是其它領域的設計?是什么引導你朝這一方向發展? 我不知道是機會向我張開了雙臂還是我自己的決定。我總是那個跟著感覺走的人。我16歲或17歲要進大學的時候,像那個年齡的許多人一樣,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一樣,以音樂為中心的生活方式令我癡迷。我什么音樂都搞——搖滾、電聲、Krautrock(德國搖滾)、各色先鋒派的東西——而且所賞識的文化屬于后迷幻藥時代。1963年我7歲,披頭士名聲大造,所以我早期的音樂記憶就是買Can’t Buy Me Love, Help! 還有A Hard Day’s Night這些唱片。到了我13歲或14歲的時候,走紅的是Deep Purple(“深紫”)和Black Sabbath(“黑色安息日”)。他們是后嬉皮士時代首批唱片破記錄的樂隊。 我去曼徹斯特理工學院學習平面設計的時候,平面設計似乎是屬于有明確目的的美術,我最感興趣的是音樂包裝方法。真正吸引我的是為Hawkwind所做的包裝,它的奇特之處在于不是把唱片簡單地放入12英寸的方形紙口袋里,而是花樣百出,有時是可以攤開的特大頁,有時是可以剪下的圖形,有時是金屬油墨印制的,有時是熒光的。封套里總是有夾帶的海報、招貼和小冊子。 吸引你搞音樂設計有沒有朋克的作用? 1976年底我去倫敦的路上,聽朋友的朋友說Sex Pistols (性手槍)樂隊如何如何好,我就買了Anarchy in the UK(無政府在英國)這個唱片,想了解一下內容。我走進Virgin Records唱片店的一家分店,正巧柜臺上在播放他們的錄影帶。我拿著自己精選的唱片離開唱片店時,已經變了一個人。我那時念大二,突然為自己的設計潛能找到了用武之地,此前我是蓄勢待發,此刻是突然迸發。以前憑興趣所做的一切現在都讓位于朋克的思想、朋克感情、朋克態度、并且用文字總結這種感情,還玩起了字型系統。 你是怎樣開始為Buzzcocks做設計的? 我上一個年級的女孩琳達(Linda)是個搞插圖的。1977年一月份,我通過琳達認識了Howard Devoto(霍華德•德維托) [Buzzcocks樂隊的首位歌手] 和 Richard Boon(理查德•布恩) [他們的經理]。理查德在雷丁大學學過美術,而我剛好在那里學過一年字型排版設計。我們兩人都是美術俱樂部的,有許多活動兩個人都去了但是卻從未見過面,因此這次認識后我們有很多話說。他們問我是否愿意為他們的特約演唱會設計個標語牌。我全力以赴地做了,還為“Buzzcocks”一詞設計了字體,1977年3月我把它搞成絲網印刷。我還認識了 Peter Shelley(彼德•謝里) [Buzzcocks樂隊的歌手],還在名為墻上樂隊(The Band on the Wall)那個地方看了他們的演出。從此我們就一路狂奔。 Buzzcocks專集封套的設計理念是什么? 我的設計要能體現他們樂隊的風采和他們的音樂內容,而且一定要和別人的封套設計,無論我喜歡的還是討厭的,都迥然不同。我想捕捉他們曲目中那種超現實的、質樸的攻擊性。 我對于封套的興趣是整體的。我不是攝影家,也不是插圖畫家。我甚至不是商標字型設計師。我對掛在墻上的封套沒有興趣。封套對于我來講是一塊體現Buzzcocks 樂隊情感的硬紙。我不愿意它和朋克專集的封套相似。什么手寫的玩意兒、撕了的紙都是老掉牙的設計理念。我首先想到了一種封套可以做成兩種顏色的。我在設計Buzzcocks樂隊第一張每面只有單首歌的唱片,Orgasm Addict(高潮癮),的時候,曾經考慮過,假如我用預警標志的顏色或是工業色,就會帶朋克味兒。黃色很明亮,是快樂和進取的顏色——是最搶眼的。蘭色顯得塌實,顏色深,可以印照片。 你從Richard Boon(理查德•布恩)和他的樂隊那里得到什么樣的反饋,他們對你的設計有什么貢獻? 我和理查德聊得最多了。我為他們樂隊設計的作品幾乎都是和他或者是通過他完成的,他對我幫助非常大。我們喜歡玩拼字游戲。理查德有文學氣質。他從博物館長的角度理解當代藝術。我們喜歡把封套涂上層層黑色以紀念Ad Reinhardt(艾德•萊因哈特)。我們倆一起玩游戲、講笑話、討論種種細節,可是樂隊未必都懂。Peter Shelley(彼德•謝里)當然是懂得的。作為主要的歌曲作者他有不少想法是我們所賞識的。 我們有很多樂趣。我們似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們所做的是樂隊的身份標識,但也是為了把我們那些離散的想法歸攏起來。我們面臨的挑戰之一是你不知道Peter Shelley(彼德•謝里)下一周打算寫什么歌,也不知道音樂風格如何,所以我們就搞出了一個框架以適應不同的設計方向。現在回過頭來看,一切似乎是計劃好的,其實事實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