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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i-D任美術編輯的經歷是否使你的Crash設計項目更具個人風格？

　　我也不清楚是自愿離開的還是他們炒了我，反正那個星期糟糕透頂，我們相互厭惡，于是我就離開了那里。當時我是作為自由職業者謀生的，此后四、五個月我決定做Crash。我心儀的受眾是i-D雜志的讀者群或這一類人。因為Crash的政治性是很寬泛的，我不想讓它變成純政治的東西或者帶有新左翼視角。我想讓它有大眾政治的色彩。我從來沒想讓自己純粹政治化。我只想讓作品有點政治色彩。Matt Worley任文字編輯，他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對我來說當時把這種語言引入流行文化很刺激。時尚類雜志是非政治性的。只是對流行文化有所批評而已。基本上這是我們倆人合作的結果。Matt對我來說是理想的合作者，所以我要繼續和他合作。

　　什么影響了你的思維方式？

　　整個這一派系的人對我都有影響：Jamie Reid，環境派，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Wyndham，以及Lewis 的Blast. 我們的Crash就是模仿他們以及情景派的東西。朋克音樂對我有重要影響。同樣，我也喜歡《新奇》(Nova )和《先鋒》 (Avant-Garde)那樣的雜志，以及1960年代的那些設計精美的雜志。我非常想把自己的東西做成經典。因為我的思維和作品帶有明顯的朋克影響，我確實不想成為朋克風格的仿制者。我決定反朋克之道而行之，設計風格追求簡潔而大膽，現在大都用電腦制作了。

　　你怎樣與Worley合作發展Crash的內容？

　　我在King’s Cross(國王的十字架)那地方有一個工作室。附近的街角有一個酒吧，我們坐在那里往往一聊就是一整天而他會記下聊天的內容。在“Loaded”和青年雜志最暢銷的時候Crash創刊了 [1997年春天]，Matt想寫一些以中產階級畢業生為背景的東西，這些人像足球流氓那樣反叛，或諸如此類的胡說八道。他會先提出類似一篇雜文的想法，然后我們整理出一些自以為可笑其實很蠢的大標題，什么“卡納比街的傳教士”，“波爾布特面條”和“林蔭大道我的家”。他夸大其詞使其具有挑釁性，但愿是聰明的而不是愚蠢的挑釁。我做封底，設計個足球場示意圖或別的什么。

　　第一件作品是我們自己去推銷的。我們把它送到中心藝術學院(ICA)，The White chapel Art Gallery (白色教堂美術館) 和所有該去的地方。我們把第二件送給Dazed and Confused(情亂神迷)做了免費樣板。我們致電一些發行商，但沒有人感興趣。于是我們像那些十幾歲的青少年那樣親自去商店里兜售。

　　繼Crash之后你怎么又做起了畫廊作品？

　　確實，這對我來說像是再次起步。這不是Crash的終結，因為我們尚未停止工作。它只是靜下來了。我非常想開始一些自己的工作，不再囿于政治概念的束縛，也不再受雜志版面的約束。1999年末，“Crash”在中心藝術學院展出之前，我參加了一個團體展，名稱是Robert Prime，就是后來的Magnani。那是我認真為公共美術館所做的第一件藝術作品。老實講，我做的很吃力。對我來說主要的問題是語境的轉換。作為美術主管和設計師，我所提出的方案是精確的。這些方案屬于抽象派還原藝術，而且每一種做法都很簡單。可是在藝術領域這么做行不通。你必須給人們留出想象的空間。

　　就這些墻上作品而言，你關注些什么？

　　我想是流行音樂和自憐的情感。這也許對，也許錯。這些東西都不是事先計劃好的。有了想法我就去做。我越來越退縮到文字之中。我沒有掃描儀。我沒有工作室。我也不動手做什么。我所做的一切都和文字有關，因而其中許多，不可避免的，帶有自傳的性質。這能起到凈化情緒宣泄感情的作用。如果是真實的，效果就很好。作品可能相當滑稽，但也可能是憂郁的。另一方面的作用是還原：努力在視覺上保存這些強烈的情緒。那些圓餅圖就是這么出籠的，圓餅圖令人對整體的情形一目了然。

　　按照傳統的理解，設計和藝術是兩種不同的活動，那么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中間地帶，是否在兩者之間還有什么東西存在？

　　我把它稱之為“臨界制品”。它可能是個浴簾，但卻是一個承載信息的浴簾。它可能是墻紙，但卻是具有某種看法的墻紙。它是承載思想的媒介。我有很多此類的構思。即使現在沒做出來，卻仍然可能在那里。在我的意大利畫廊我就是這么講的。他們正在做一系列的臨界制品。那才是讓我揮灑自如的領域。有時候我有一些想法但又不愿意用藝術形式去表達，在那種語境下，搞成平面設計又太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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