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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國大典一直到晚上9時30分左右才宣告結束。細心的人們發現，天
　　安門城樓上沒有見到作為一個國家標志、象征的國徽……

　　國徽，國家的標志，象征著國家。
　　國徽，中國的造型，舉世矚目。
　　國徽，是億萬人民最崇敬、最熟悉的審美對象。
　　一個國家不能沒有國徽。
　　連一支球隊都要精心制作含義深刻、象征鮮明的隊徽，一個國家怎么可以沒有國徽呢？
　　然而，開國大典之時，人們聽到了雄壯的國歌，看到了高揚的國旗，卻沒有見到莊嚴的國徽。
　　是不是組織者們疏忽了？
　　當然不是。

　　1．沒征集到滿意的國徽圖案

　　1949年6月15日，中國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舉行會議，決定草擬國旗、國徽、國歌、紀年等項方案，做好開國準備。
　　會議之后，立即在國內各大報紙，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天津日報》等刊登了國徽征集啟示。
　　這是一次神圣的征集。
　　這是一次昭告千秋的征集。
　　征集啟示不僅簡略闡釋了國徽的重要意義，還對應征的國徽提出要求：（甲）中國特征；（乙）政權特征；（丙）形式須莊嚴富麗。
　　同時，要求應征者必須附有詳細的文字說明。
　　征集日期截止至8月20日。
　　消息很快傳遍四面八方，傳遍域外。凡是有些藝術修養、有些學識的愛國者無不為之一振，渴望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遇一展身手。
　　僅一個多月，籌備會負責此項工作的第六小組就收到國內及海外華僑應征的國徽稿件112件，圖案900幅。圖案千姿百態，林林總總，各有千秋。其中，清華大學營建系的10余個方案和國立北平藝專（1950年后改名為中央美術學院）張仃、張光宇、周令釗、鐘靈等先生的方案有一定特色。
　　此間，朱德總司令也參加了征稿，在8月中旬讓秘書也送上了他精心自畫的國徽草稿。朱老總胸懷祖國大地，他制作的國徽草稿強烈地表現了以水脈養育中華民族的特色，而且兼顧了四面八方。圖案的底邊為四條黃色曲線，分別代表黃河、長江、珠江、黑龍江，這是橫貫中國的主要水系，黃線的上面飄揚著一面紅旗，左上方一顆黃星。
　　然而，不知是說明不當，還是認識誤差，許多投稿者將國徽誤為國標，或想象作普通的證章和紀念章。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致使所有投稿者繪制的所謂國徽圖案均不足以表征國體。
　　負責此項工作的第六小組成員和專家顧問審閱后，認為絕大部分不能采用。
　　朱德總司令的圖案也不能采用。
　　這是籌備會所不曾想到的。
　　第六小組一時忙亂起來。開國大典在即，如果沒有合適的國徽似乎說不過去。尤其對一些頗有名氣的藝術家們，不少人即是國徽圖案的應征者，自己做了多幅國徽草稿，同時又是審選國徽草案的專家。這樣的結果于情于理都無法接受。
　　于是，大家圍繞900多幅國徽圖案草稿進行熱烈的討論，決定請張仃、鐘靈倆人綜合現有圖案的優長，重新設計了幾幅國徽圖案，并印制成《國徽圖案參考資料》，報請有關領導和專家審閱，提出修改或設計意見。
　　到底用什么方式表現新中國，專家學者們絞盡了腦汁。許多人都提出了系統的意見，還有人形成了專門的論證報告，但大家的意見相去較大，誰都難以說服誰。為此，第六小組的成員和專家又專題進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修改意見。
　　最忙的要數張仃和鐘靈了，一有新的意見，他們就要認真研究，盡量在設計稿上體現出來。具體形成多少樣稿，修改了多少遍，他們自己也記不清。
　　然而，還是沒有設計出大家認同、滿意的國徽圖案來。
　　距離開國大典的時間越來越近了。新政協會議馬上就要召開。國徽評選委員會考慮到國徽事關重大，草率不得，馬虎不得，而眼下又確實沒有比較理想的圖案，便建議在新政協大會上暫不決定國徽。
　　這個建議得到了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的同意。
　　然后，這個意見報到了毛澤東處。
　　9月2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會上表態：“國旗決定了，國徽是否可以慢一點決定，原小組還繼續設計，等將來交給政府決定。”
　　這是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
　　事情也只能這樣確定了。

　　2．三類圖案又遭否定

　　新中國成立后，根據新政協大會主席團的決定，仍由馬敘倫、沈雁冰和原新政協大會國旗、國徽、國都、紀年審查委員繼續擔任制定國徽的任務。
　　周恩來直接領導這項工作。
　　國家不可以沒有自己的徽章。
　　建國一周年之際必須使用國徽。
　　任務顯然還不輕松。
　　為了不誤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周年國慶時使用國徽，又能夠設計出高質量的國徽，周恩來指示要多吸收一些專家，集思廣益，共同設計國徽。
　　這樣，清華大學營建系也成立了國徽設計組。組長由梁啟超先生的兒子、營建系主任梁思成親自掛帥。
　　參加國徽設計的主要有建筑學家林徽因、畫家李宗津、建筑專家莫宗江、建筑設計教師朱暢中、汪國瑜、胡允敬、張昌齡以及研究中國古建筑的學者羅哲文、高莊、張仃、張光宇、周令刊、張正宇等人，由鐘靈負責聯系。
　　中南海的待月軒，是專家們經常討論和修改國徽圖案的地方。他們常常為一些設計思想展開熱烈討論，有時還發生爭論，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好在大家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極盡聰明才智圖示中國的特征，爭論過后，感情依然融洽。
　　在設計和制作國徽圖案的過程中，他們還廣泛地吸收了各界人士的意見和建議，查閱和參考了國內外大量資料，最后形成了以三類內容為主體的一批草圖。即：張仃等人設計了以天安門為主要內容的圖案；周令釗等人設計了以天安門為主體加國旗五角星的圖案；梁思成等人設計了以民族形式“壁”為主要內容并以綬帶連接齒輪和麥穗的圖案。
　　三類圖案共二三十個方案，最后全部都送到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審定。
　　常委會極其認真地進行了討論研究，反復比較了各種方案，結果認為仍然都不夠理想，不夠恰當。這有點始料不及，也使國徽的制作一波三折。最后，常委會多數人覺得周令釗等人設計的圖案有些可取之處，可以以此圖案為主加以修正，另制圖案。
　　根據常委會的意見，梁思成、張仃、周令釗等專家在一起進行了反復研究。大家感到，1950年的國慶日益迫近，為保證完成任務，在國慶時把國徽掛上天安門城樓，還是要設計兩套方案為妥，以保萬無一失。于是，專家和學者們分成了兩個設計組對各種構思和設想認真推敲，精心設計。
　　梁思成、林徽因身體出現了不適，但他們堅持抱病參加設工作。
　　每個人都懷著興奮的心情，決心拿出最美好的設計，為祖國爭光。
　　這一次，專家和學者們冷靜地把國徽圖案設計以來的所有設計方案、各個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進行了認真梳理，形成了設計的主體思想，并對圖案應包括的基本構件進行了研究。最后，兩個國徽圖案設計小組確定了國徽圖案必須體現的核心內容。
　　一個小組的設計內容是：用齒輪、麥穗、五星、綬帶作為題材，體現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聯盟政權和全國人民的大團另一個小組的設計內容是：把天安門作為題材的一部分設計進去，用以代表“五四”民主運動的發祥地、新中國的誕生地，以天安門作為民族精神的象征。
　　比較起來，各有千秋。
　　仔細品味，均含深義。
　　但兩個小組都沒有停留在核心設計內容上，他們都在這些內容的基礎上深入開發，合理構圖，追求更高、更好。
　　以梁思成為組長的清華大學設計組，堅持從“中國特征”這一要求出發，在圖案的色彩上動了不少腦筋，他們選定了使用紅色和金色作為圖案色調的基本組合，充分接近中國民族傳統的色彩情素。
　　紅、金兩色是中國人觀念中最高貴的顏色。紅色體現我國吉壽喜慶的民族色彩傳統，但凡喜慶，大紅燈籠高高掛，或者大紅彩幅耀庭前，以紅色作為最充分的裝點，顯示熱烈、火爆、生機與活力。金色體現華貴富麗。在封建時代，老百姓連穿黃色調服裝的資格都沒有，只有王公大臣才有條件做一點帶黃邊的服裝，真正的黃袍加身只有“皇帝老兒”一人。因此，金色亦即金黃色表現了最為高貴的色彩。金紅相間，互為襯托，也確實可以增加圖案的瑰麗多彩。
　　為了使國徽從形式上更莊嚴、肅穆，清華大學設計組決定把天安門畫成正立面圖，把象征我國政權的五星紅旗作為天空背景覆蓋著祖國大地，端正地放在國徽圖案的正中軸線上，左右對稱，用以體現中華民族莊正、坦蕩、軒昂的氣質。
　　在造型上，兩個設計組在設計過程中還參考了各國國徽圖案，并對我國古代的銅鏡、玉壁、玉環等禮儀文物的裝飾紋樣及工藝效果，進行了研究和借鑒。
　　可以說，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美術大融合，這是中華民族美術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的藝術盛事。
　　兩個組的專家、學者，經過將近半年的辛勤努力，對數十個設計圖案反復比較、精心研究，最后各自完成了一幅自己認為最滿意的圖案，一幅窮盡了當時藝術大師們智慧的圖案。
　　送審前，梁思成先生久久端詳自己領導設計的圖案，心中感慨萬千。他覺得，一年來的努力沒有白費，千萬般辛苦化作了結晶，圖案可以堪稱絕世精品。

　　3．毛澤東頒發施行國徽命令

　　1950年6月，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夏天到了。
　　新生的共和國，氣象萬千。
　　夏日的北京城，生機勃發。
　　6月20日晚，全國政協國徽審查組最后一次討論國徽方案。
　　周恩來親自主持了這次討論。
　　當時送審的兩個方案，即中央美術學院和清華大學設計的國徽方案用放大模型并排掛在一側的墻上，讓政協委員們審定。兩枚國徽圖案的邊沿部分大致相同；中心部分，中央美術學院方案的天安門是透視圖，紅墻綠瓦，大圓柱，前面是金水橋、鮮花，上面是藍天；清華方案同樣有天安門，不過是立面圖，而且推得很遠，天上是國旗的五星圖案。
　　兩幅圖案，兩般寓意，兩種風格。
　　有趣的是，參加審定的委員們也很快分成了兩派，一派以田漢為首，贊成美術學院的方案。認為“中國特色”鮮明，民族色彩濃重，表現直觀，意境深遠。一派以張奚若為首，贊成清華的方案。認為構圖簡潔，表征突出，國體特征明確，大氣莊重，有時代特點。
　　周恩來認真地聽取大家意見，并不時向專家們詢問一些細節問題，鼓勵每個人都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以便使國徽的定型達到完美的境界。他見李四光同志坐在大沙發上，凝視著對面墻上的國徽模型沉思不語，知道這位世界知名的地質學家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便點將要李四光表態。
　　李四光已經認真地比較了兩個圖案，雖然覺得各有千秋，但他傾向于清華的國徽圖案。直率的科學家例來不會含糊其辭，也不會搞什么外交辭令。聽到周恩來點將，立即開口說：“我看這個好！天安門廣場寬廣，五星紅旗布滿天空，夠氣派！”
　　總理笑著回應：“我也覺得這幅好。”
　　大多數專家學者也對清華的方案予以首肯。
　　隨后，周恩來綜合大家的意見，決定以這幅圖案為基礎繼續加以修改。他還建議將麥穗設計成挺拔向上的形象。
　　說起麥穗，還有一段情緣。
　　1942年冬，在歡送董必武回延安舉行的茶話會上，重慶郊區的農民送來了兩串顆粒飽滿的麥穗，在爐火的映照下，麥穗顯得金光燦燦，一位同志由衷地贊嘆道：“真像金子一樣！”
　　宋慶齡同志接著說：“它比金子更寶貴。中國人口80％都是農民，如果年年五谷豐登，人民便可豐衣足食了?！?
　　當時，周恩來也在茶話會上，他撫摸著麥穗，意味深長地說：“糧食是人民的命根子，我們又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等到全國解放后，我們一定要把麥穗畫在國徽上。”
　　周恩來一直沒有忘記這件事。
　　在設計國徽圖案之初，周恩來就提出了圖樣中要有麥穗的建議，在最后審查階段又一次提到麥穗，顯然是“耿耿于懷”。
　　這次會后，又由梁思成等人執筆，大家一起討論，經過反復修改繪制出一個既有中國特征，又莊嚴富麗、大家都滿意的國徽圖案。
　　6月23日，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召開。經會議審查，同意國徽審查委員會的報告，通過了國徽審查委員會所擬定的國徽圖案，并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核準公布。
　　當然，在這次會議審查國徽圖案時，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這幅圖案的設計還不夠理想，應當設計得更好。
　　在提出反對意見的委員中，以張治中先生的意見最為直接、鮮明。這位因國共和談破裂，被周恩來挽留下來的政協委員確有自己的見解，他明確指出：“國徽的背景和大前門香煙的背景相類似，使人看了有不夠莊重的感覺。而且天安門是封建遺物，又是非永久性的建筑物，而國徽則是永久性的，是否考慮用別的東西代替？”
　　討論的結果，他的建議未被采納。
　　客觀而論，張治中在國徽問題上的看法不無道理，是否有雷同于大前門香煙的圖案也許問題不大，但封建遺物卻令人深思，非永久性也頗含卓見。遍觀世界各國國徽圖案，以歷史建筑物為內容的雖然也有，但是很少。特別是以封建王宮為內容的，在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多見。
　　只能說，中國有中國的國情特點。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八次會議，討論通過了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所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對設計圖案的說明》。
　　說明指出，通過的國徽圖案是集體創作的，兼具以下三個方面的特征：A．形式和色彩莊嚴而富麗。
　　B．以國旗和天安門為主要內容：國旗既可表示革命和工人階級領導政權的意義，亦可省寫國名；天安門則象征“五四”運動以來人民的政治斗爭和在此宣告誕生的新中國，頗具“中國特征”。
　　C．以齒輪和麥穗象征工農，麥穗并用，也寓含著地廣物博之意；以綬帶緊結齒輪和麥穗象征工農聯盟。
　　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發布頒發施行國徽的命令。同日，全國各大報刊登國徽石膏模型照片以及莫宗江據此繪制的“國徽方格墨線圖”和“國徽縱斷面圖”。
　　至此，莊嚴明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終于誕生了。

　　4．國徽定型設計者

　　國徽圖案通過后，還需制作國徽浮雕圖案。
　　清華大學營建系的高莊，有幸接受了這項光榮的任務。
　　說起高莊，我們不得不多說幾句。
　　戴煌在《直面人生》一書中專章寫到了這位藝術高超，終生磨難的工藝美術大師。
　　高莊，上海寶山人，生于1905年，原名沈士莊。1925年“五卅”運動起，直到1947年“五二○”的多次反帝愛國運動，他都走在游行隊伍的前列。
　　早年，他在《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的譯者陳望道創辦的上海中華藝術大學讀研究生時，即深受陳望道與進步教師豐子愷等人的影響。從中華藝大畢業回寶山鄉村師范任教，見學校圖書管理員、地下共青團員王愈（女）在撒傳單時，被國民黨上海市特別黨拘捕。他組織全校師生前往營救，并連夜護送王愈逃往外地。數年后，他與王愈結為夫婦。
　　抗戰伊始，正在江西的高莊夫婦決定參加新四軍。盡管新四軍駐景德鎮辦事處人員見他們已有小孩而予以勸阻；盡管在事后的流離中這個孩子夭折，生下第二個孩子的王愈又慘死去，但高莊到歐陽予倩領導、徐悲鴻支持的桂林藝術師資訓練班執教后，依舊積極參加我地下黨組織領導的、包括蘇聯文化展覽在內的一切進步文化藝術活動，并創作了許多抗戰美術作品和《列寧》《高爾基》《魯迅》等人物肖像。
　　1944年到了重慶、成都后，他與著名科學家關肇直及華西聯大的一些師生，共同把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譯成英文，并自己出錢印發，被認為是向國外發行這本名著的第一個外文版。
　　毛主席去重慶談判，他又及時塑成《毛澤東》浮雕像，被陳列于《新華日報》櫥窗。聽說《新華日報》歌樂山發行站缺乏交通工具，他毫不猶豫地無償獻出自己非常喜愛的泊來品“三槍牌”自行車。中共中央南方局組織的一些活動，他更積極參加。
　　抗戰勝利，他應徐悲鴻之邀，到國立北平藝專任教。1947年“五二○”運動，他再度扛著大旗走進藝專師生隊伍的前列，由此而被國民黨特務兩次秘密搜查了住所。我地下黨為避免其受到傷害，特派藝專的黨員學者朱程把他和他8歲的兒子送往冀察熱遼解放區。在那里，高莊任聯大魯藝美術系主任，為我黨培育了大批美術人才。
　　我軍攻克錦州，高莊隨軍向錦州開拔，準備進關。作為一位高級知識分子，他堅持自己背行李，拒絕一切優待。
　　1950年7月1日，已在清華大學營建系執教一年多的高莊，受粱思成委托制作國徽浮雕模型。
　　此后的一個多月，他在探索、試作、比較，反復修改……高莊首先對平面的國徽圖案進行仔細研究，發現還有一些不足之處。例如，原圖中的稻麥稈向外彎曲，是重頭的，雜亂的；紅綬的飄帶，缺乏來龍去脈，且有城墻不正的感覺。高莊認為，作為新中國及其政權的象征，這樣的圖案未免顯得凌亂、軟弱、渙散，缺乏莊嚴氣魄和凝聚力，且天安門還有某種不穩定感。他決定進行修改，力求圖案的藝術性和政治性達到完美的統一。
　　高莊從琉璃廠文物商店自費買來秦漢銅鏡和北魏石刻等物，進一步研究借鑒我國古代藝術的造型規律。幾乎接連四十多天在強光下夜以繼日地用泥巴、石膏等反復塑造，連自己孩子的吃飯和學業都置之不顧，特別是他的右目還被灼傷，并一度失明。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反復構思，精心比較。高莊把稻麥改成分行并列向上，并賦予剛柔相濟的不同性格，象征我們國家各民族的團結共存，象征中華民族的蒸蒸日上，紅綬改成有規律的穿插，與天安門城墻相呼應，給人以堅強、安定的印象。其他的地方也作了一些修改，如天安門的大孝華表的位置、國旗上五角星的距離，等等。
　　修改后的國徽圖案，整體與局部變化統一，莊嚴大氣又自然美觀，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氣魄和時代精神。
　　然而，高莊萬萬沒料到，當他把這模型送進了中南海，有人竟說他這是“違法”的，因為原圖案是經全國政協和中央人民政府通過，毛主席舉了手的。
　　這時離國慶一周年雖然還只剩下一個來月，但他必須按原圖案重做，并在一周年前夕如期掛上天安門。
　　遭到無情打擊，高莊得了輕度腦血栓，面部癱瘓，雙目一大一校雖然至此，他在不得不按照那個有嚴重缺陷的原圖案重新塑造浮雕的同時，仍直接上書毛主席并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作了書面發言，闡述自己的修改意見。
　　周恩來總理得悉此情，一邊設法使政協有關會議通過高莊的修改圖案，一邊委托彭真與康克清去清華園向高莊當面親切慰勉，肯定其精心構思和對黨對國家的一片真誠。這樣，才使全國人民和全世界的朋友們在天安門、新華門和全國各級政權機關的大門上，看到了今天這樣的端莊、美麗、嚴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政務院召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開會討論國徽圖案時，高莊在會上說：“在塑造國徽模型時，我有一種愿望，就是要使我們的國徽更莊嚴、更明朗、更健康、更堅強、更程式化、更統一，并賦予更崇高的民族之魂和時代精神，希冀把我們國徽的藝術性提高到國際水平，永放光芒?！?
　　至今，高莊仍珍藏著當年制作的石膏國徽模型。
　　高莊在工藝美術方面造詣很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術大師徐悲鴻先生的贊賞。
　　在完成國徽造型浮雕后，在郭沫若的提議和徐悲鴻的特邀下，高莊深入著名窯廠設計并燒制出60余件“建國瓷”。其中17件最佳作品被贈給了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館，其余的也被攜赴東歐各國巡回展出并被收藏。正當這些國家的人民盛贊中國的古老陶瓷工藝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推陳出新的成就，同時也驚嘆高莊教授有雙“金手”的時候，因為一次“不鼓掌”，這位有雙“金手”的人就被誣陷為“四反分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就被全盤否定，他對國徽的定型和塑造所做的貢獻也被全部抹煞甚至由別人冒名代替。
　　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
　　1954年冬，高莊作為中央美院訪蘇代表團的成員，帶著自己創制的被稱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瓷”的新陶瓷工藝品赴蘇展覽。11月30日晚，蘇聯文化部為中國眾多的訪問團舉行招待演出。其中一個名叫《夢與木偶》的所謂中國舞劇，男人拖著褲子，女人纏著小腳，形態丑陋，舞姿淫蕩。同場觀看的我軍總政文化部的陳沂、陳其通、馬楠等人都覺得這很不好。高莊經過激烈思想斗爭，決心不鼓掌。
　　歸途中，蘇方翻譯征詢高莊觀感，高莊說：“現在還演孫中山革命早就革掉了的落后東西，是不好的?！睘榇颂K聯文化部特派人向高解釋說：新中國的舞蹈尚未傳到蘇聯，只好用舊的舞劇來應應景，請高教授原諒。
　　可是，有些人卻把高莊此舉故意歪曲匯報，使館文化參贊劉曉和大使張聞天對高莊作了批評。
　　不久，高莊被通知提前回國。
　　高莊回國后，立即接受了審查，“肅反”運動開始后，又被一些人給他戴上了“反蘇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帽子。
　　從此，高莊厄運不斷。
　　1957年“反右”，高莊被強加的“反蘇反共”等罪名又被人舊事重提，但當年被指定為中央美院“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專家張仃后來證明說，那時并沒有給高莊戴“右派”的帽子。
　　1960年冬，高莊到山東淄博陶瓷廠下放勞動。他沿途目睹極為嚴重的災情，非常同情苦難的人民，并在會議上有所表示，被人說成是“惡毒攻擊三面紅旗”。
　　1961年1月，高莊被調到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工藝美術局。第二年，合作總社黨委和工藝美術局黨支部要給他摘“右派”帽子，高莊說“我根本無帽可摘”，這又被認為“拒不改造”。
　　終于，1964年3月初，合作總社黨委以“態度極為惡劣”等為由，決定對高莊“開除公職，勞動教養”，讓民警給高莊戴上手銬推上囚車，押往監獄。
　　在勞教與就業過程中，高莊仍然癡心難改。在政治學習會上，他批判林彪的“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等等謬論，認為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歪曲。結果被新賬老賬一齊算，直到林彪叛逃摔死為止。
　　但是，林彪摔死后，高莊只是被摘去“右派”帽子，1954年的問題至死沒有徹底解決。
　　高莊教授在80歲的時候，曾作詩言志：

　　老牛老來甘埋頭，
　　步步耕耘不求酬。
　　青草吃飽已足樂，
　　白骨愿入藝人手。

　　這首詩反映了這位為人民做過卓越貢獻的藝術家的寬闊胸懷。
　　1984年4月，高莊走完了人生之路，臨終前，他叮囑全家老少屆時應為國家節省每一分錢：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也不搞遺體告別，并把遺體貢獻給祖國的醫學事業。
　　這些，其全家老少事后都照辦了。一位美術史家在著作中形容說：“沒有哀樂，沒有花圈，也沒有眼淚。一方白布裹起了這位被遺忘的藝術家，送上了北京醫科大學的解剖臺?！?
　　高莊去世時，中國美術家協會的唁函這樣說：高莊教授從事藝術與教育工作歷60年，在陶瓷、浮雕等方面多有建樹。他參加設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作為中國人民解放的象征將永留人間……他一生為人正直，作風正派。他多年蒙受磨難，仍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始終如一。
　　一位美術史家則悲憤寫道：
　　國徽，共和國形象的造型，舉世矚目。她是億萬人民最崇敬、最熟悉的審美對象?？墒?，國徽浮雕的定型設計者高莊，對共和國的人民來說，卻是如此陌生。他把美獻給了共和國，卻把苦難留給了自己……國徽的設計和完成，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凝結著許許多多設計者的心血，飽含著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愛戴，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對新中國的一往情深。每一個參加國徽設計的人，在人民心中都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國徽圖案一經確定，設計成員都得到一份稿酬——800斤小米。
　　在今天，800斤小米無足輕重。
　　在當時，800斤小米是一筆大財富。
　　藝術家們無一人領取，都如數捐給了國家。

（CSC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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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大典上為何沒有見到國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