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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莽（1926－）

　　哈爾濱人，文學翻譯家、作家、畫家。

　　曾任《世界文學》主編，致力于譯介和研究俄蘇文學藝術六十余年，在青年時代就曾經翻譯過俄羅斯著名文學大師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后來又翻譯過根據《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改編的劇本《保爾·柯察金》、萊蒙托夫的《假面舞會》、瑪雅科夫斯基的《臭蟲》等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文人剪影》、《靈魂的歸宿——俄羅斯墓園文化》、《圣山行——尋找詩人普希金的足跡》，準備出版的有《俄羅斯大師故居》、《俄羅斯美術隨筆》等。

　　■記者手記

　　“我這個人是隨著命運走，命運讓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先生用極濃的東北腔對我說。

　　不知道為什么，東北人說起話來仿佛格外誠懇和發自肺腑，透著一股豪爽勁兒。而那些他們所獨有的方言詞匯更具有普通話難以言表的趣味和魅力。

　　但是，東北方言卻一度成了先生做翻譯時的障礙。年輕時的他從未離開過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偽滿洲國，以為全國人民都是這么說話，翻譯出來的作品也充滿了東北俚語，直到一位女作家提醒他語言不純。

　　有趣的是，談話期間，先生不斷地與我商量：“我做翻譯真的沒什么好談的。我想，要不我們談談我畫的畫吧，那更有意思一些。”說著，就起身拿出許多畫作出來給我看。

　　我說：“我發現您對繪畫的興趣要高于翻譯啊？”先生馬上點頭說：“是的，是的！是命運讓我做了翻譯家。”

　　我不喜歡做翻譯

　　高莽先生的筆名眾多，不過“烏蘭汗”這個名字卻稱得上大名鼎鼎。記得第一次讀到帕斯捷爾納克回憶錄《人與事》時，譯筆的美麗讓人驚訝，后來才知道譯者“烏蘭汗”就是高先生。

　　從我17歲公開發表第一首翻譯作品算起，譯齡已有60多年了。但最初，我并不愿意從事翻譯工作。我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占領的東北長大的。面對當時的現實，特別是看到奴相十足的“翻譯官”，十分厭惡。我覺得翻譯是給別人服務，替統治者做事。

　　我當時譯的是屠格涅夫晚年寫的《曾是多么鮮多么美的一些玫瑰》，這首詩的名字我到現在都忘不了，因為它給你帶來很多幻想。讀這首詩的時候好像有一點朦朧的希望在呼喚著自己，感覺挺神秘的。

　　那個時候，哈爾濱是偽滿洲國的一座城市，生活太黑暗了。要想去北京，還得辦出國護照。我活得很消沉，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也沒有革命意識。

　　1945年8月15日哈爾濱光復，成立了中蘇友好協會。我在友協的報社工作，常常翻譯些俄蘇的詩歌散文，當時用過至少有七、八個筆名，其中一個名字是“何焉”，我是在反問自己：“我不喜歡做翻譯，為什么還在做？”1949年初有一天，路過哈爾濱的戈寶權同志想和當地的俄蘇文學譯者、研究者見見面。那時候，他很有名氣，是研究蘇聯文學的頭面人物。

　　我跟戈寶權說了我不想做翻譯的想法。他說那要看是給誰做翻譯，翻譯的是什么作品。我立刻領悟了，從此，我決心要為人民做翻譯，并起筆名“烏蘭汗”，即做“紅色的人”的意思。

　　全國都說東北話

　　高先生受的教育不多，才會有“全國都說東北話”的笑話。現在回想當年的軼事，除了感慨當時信息不暢，更需要注意的是那一代翻譯家的起點和生存環境。

　　我在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工作的時候，讀到俄文版《保爾·柯察金》。這是根據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改編的劇本，它對我的震撼太強烈了。你們沒法想象我當時的感動。而且，對比之下，更為自己感到慚愧，所以我把它翻譯了出來。

　　1947年，這部話劇被教師聯合會劇團選中公演，其中冬妮婭的扮演者就是我現在的妻子孫杰。那時大家都不了解蘇聯的情況，甚至人物的衣著打扮也都想象不出來。孫杰常常找我了解劇本里的一些問題……

　　當時盡管演出條件差，但演出場場爆滿。解放初期，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上演了這部戲，用的是我翻譯的那個劇本，導演是從蘇聯回國的孫維世，演員中有大名鼎鼎的金山、張瑞芳等人。劇本里有一些臺詞是東北話，青藝演出時作了改動，我是在哈爾濱土生土長的，沒去過其他地方，以為全國人民說的都是我們那種語言呢。

　　“母親中最可憐的母親”

　　阿赫瑪托娃是二十世紀俄羅斯最杰出的女詩人，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詩人之一。現在回頭看看往事，除了荒謬，還需要一點警惕。

　　女詩人阿赫瑪托娃讓我重新認識了蘇聯詩歌。多少年后，我在一首詩中寫過阿赫瑪托娃是“母親中最可憐的母親，妻子中最不幸的妻子”，“背負著沉重的黑色十字，跋涉于凄風苦雨的人世，寒霜打僵了她的心，烈火燒盡了她的詩，她變成了影子，影子也得消逝……”1946年，蘇聯公布了《聯共（布）中央關于<星>和<列寧格勒>雜志的決議》，日丹諾夫為此作了專門的報告，大肆批判阿赫瑪托娃和左琴科。那時，我們非常重視蘇共的文件。這樣一個有關文藝的決議和報告當然要翻譯出來，供我國文藝界學習。我譯了初稿。翻譯這個決議的時候，我并沒有讀過這兩位作家的作品。

　　這個決議和報告把阿赫瑪托娃罵得一塌糊涂，說她是“混合著淫聲和祈告的蕩婦和尼姑”，等等。我不但翻譯了而且還接受了決議的觀點。1954年，我隨著我國作家代表團去蘇聯參加他們的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和阿赫瑪托娃住在同一個旅館里，如果當時見到她，我一定會以決議和報告的精神來看待她……所幸，我們沒有見過面。現在我常常想，那個時候腦子怎么那么簡單？

　　文革后，我想了解阿赫瑪托娃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為什么要被罵作“蕩婦”。在北京圖書館借到西方出版的她的原著，書上還打著“內部參考”的圖章。一看才發現，她的詩歌毫無蕩婦的影子！特別是讀了她的長詩《安魂曲》之后，更感到她是一個非常富有正義感的詩人。我翻譯了一些她的作品，越來越喜歡。

　　我覺得我愧對阿赫瑪托娃。當年我畢竟翻譯過聯共（布）不切實際的決議和報告，而且還讓好多人都相信了那種極左的看法。后來我專程去過她和左琴科的墓，憑吊這兩位作家，也寫過文章悼念他們。

　　“怎么批怎么合適”

　　經常看到高先生為著名文學家作的畫像，這些肖像往往是形神兼似的。有時候不免會覺得高先生其實更應該是一位畫家。

　　解放初期，文藝界挨批的，我大概是第一人，只不過我是“小蘿卜頭”，不為大家所注意，而且在我之后文藝界又出現了幾個“反黨集團”大案。

　　1948年，哈爾濱響應中央的號召開展了反浪費運動。哈爾濱團市委《學習報》的一位編輯向我約稿。我畫了7幅反浪費的漫畫，刊出了4幅。后來，約我作畫的編輯傳達上級指示，要我檢討，說有人提出批評，指責我丑化勞動人民，是立場問題，對讀者有害等等。

　　新中國成立后，不知道是誰又把這4幅漫畫寄給了創刊不久的《文藝報》，說畫有問題。《文藝報》編輯部邀請了在京從事漫畫和文藝評論工作的部分同志，討論分析了我的漫畫，然后委托華君武和蔡若虹兩位美術界領導同志寫批判文章。

　　華君武在文章中對我充滿了關切，文章結尾提醒漫畫作者說，一方面要努力學習政治、堅持真理，一方面不要怕犯錯誤而擱筆。但我怕犯錯誤，擱了筆，決心再不用漫畫進行諷刺了，夾著尾巴做人吧。從此，我走上另一條路：只贊美，只歌頌。當時東北開展向蘇聯學習的運動，我畫了一本表現火車司機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連環畫，出版后我送給華君武同志，以為他會表揚我，沒想到他說：“你畫的不是連環畫，是給鑒定做的插圖。”“反浪費漫畫事件”之后，每次政治運動都要為此事進行檢討。因為我長在敵偽統治的環境里，在教會學校念書，家里又不是無產階級，屬于怎么批怎么合適的那種人。

　　華君武后來寫文章回憶那段歷史時說，批別人容易，批自己難。有一次我碰到他，他說：“當年我批你，可能扼殺了一個漫畫家。”我說：“多虧你批了我，也許挽救了一條命。”因為我了解自己的性格，說話沒遮攔，如果沒有那段經歷，以后的政治運動我不知道會犯什么錯誤。而且我意志薄弱，如果是突然遭遇到那些猛烈的政治運動，說不定就自絕于人民了。

　　不一樣的翻譯理念

　　高莽先生對翻譯的理解無疑是超前的，正是因為他的這種體認，《世界文學》為讀者帶來了更多、更新的外國優秀文學作品。

　　50年代茅盾先生主持《世界文學》雜志時，我作為翻譯陪他會見過蘇聯作協第一書記蘇爾科夫，那個人相當于我國的作協主席。茅盾告訴他說我們要發表美國作家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那個人說：“這部作品宣揚個人主義，對青年有毒害，還是不要發表為好。”茅盾表示和他的看法不同。

　　《世界文學》發表了《老人與海》，幾年之后，蘇聯思想界擺脫了禁錮，也發了這部作品。我當時就想，雖然我們好多東西都學習蘇聯，總說“蘇聯是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我們不一定全都不如人家，比如對《老人與海》的看法，茅盾就比他們看得遠看得深。

　　我在《世界文學》工作期間，也盡量介紹外國新的流派，有代表性的新作品。

　　我翻譯了一些作品。有的老翻譯家勸我翻譯經典的作品，但我不太愿意翻譯前人已經翻譯過的。第一位優秀譯者費的苦心是不容輕視的，而現在有股不正的風氣，有的人找出四五個前人的譯本，綜合一下，就成了自己的作品。

　　我也不愿意翻譯歷史已經定位成大作家的作品。我老想跟著時代走，在那些作家沒有得到定論的時候，測驗我自己的欣賞水平和觀察能力，判斷這個人有無前途，能否成為大作家，然后把他的作品介紹給我國讀者。

　　我沒能從翻譯實踐中總結出什么經驗，雖然字數在那擺著，年齡在那擺著，但有什么用吶？不過，像我這樣既做翻譯又畫畫，自己還進行創作，并且能得到讀者和觀眾認可，也算是幸運了。

（CSC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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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游吟于翻譯與漫畫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