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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在1930年左右，我是浙江省第一中學的一個中學生，我的第一幅漫畫，畫著幾個學生在打防疫針時做鬼臉，被?？l表了，此后又摹仿當時流行的詩詞配漫畫，畫了幾個采蓮的女郎，配的詩是“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是從《樂府》上抄的，這畫發表于杭州《浙江日報》，以后又投稿200多幅，一幅也沒有采用。
　　1932年我因反對會考搜身被學校開除，1933年我到上海大同大學附屬高中上學，上海當時是漫畫最繁榮的城市，可稱漫畫家云集，漫畫報刊極多，我在1933年即開始一面上學，一面投稿而走進了漫畫世界，作品多發表于林語堂主編的幽默刊物《論語》、《宇宙風》和以魯少飛、張光宇、葉淺予為中心的《時代漫畫》、《上海漫畫》、《獨立漫畫》等，也有一些作品在《大美晚報》、《辛報》等報刊上發表。中國多數漫畫家都是自學出身，當時的前輩如豐子愷、張光宇、魯少飛、葉淺予，都對我們這些初學者關心愛護，也有許多漫畫老大哥如張樂平、胡考、陸志庠的引導，在這種條件下，我只是一個剛入門的青年，要趕上他們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時我模仿上海英文《字林西報》一個白俄漫畫家薩帕喬（SAPAJOU），他的漫畫線條流利，刻畫人物形象生動而又準確入微。但是這種摹仿并不能使我出人頭地，因此我就從畫人多的大場面來作為我的漫畫標志，上世紀三十年代后期得到同道的公認。我并不知道創造性之可貴，但我得到了它，真是“瞎貓撞著了死耗子”。當時我的世界觀和藝術觀都不成熟，在政治上因為痛恨日本帝國主義長期對我國家的野蠻侵略，中國當政的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府和獨裁，我在政治思想上有了轉變，尤其是1936年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對中國共產黨有了一點認識，相信共產黨救國抗日，軍民平等，官兵平等。因此1938年上海被日本占領，淪為孤島，我不愿當亡國奴，辭退了銀行小職員職業，瞞著母親奔赴延安。
　　我在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1940年4月參加中國共產黨，約在秋季我擔任了黨支部書記，總支書記一直到1952人民日報編輯部為止。這對我也是一種思想鍛煉，但我在本文中只是談我在漫畫上藝術和思想的變化。
　　我到魯藝，開始在學校墻報上發表依然是上海時期的漫畫的風格，墻報是在學校門口橋兒溝的街上，也有老百姓來看墻報，看到漫畫時就掉頭而去。這時我們都在旁邊合作社里偷偷觀察的，可見我的漫畫不為群眾所欣賞，畫了兩三次，也就沒有興趣再畫了。1942年春天我和蔡若虹、張諤，他們兩位都是上海左翼的漫畫家，我們三個人在軍人俱樂部舉辦一個延安《諷刺畫展》，內容都是諷刺干部思想作風的，例如開會遲到，坐在窯洞門口養雞吃雞蛋的“新寓公”；兩個女干部互相對話：“一個科長你就嫁了”，題目是“首長路線”；替首長洗腳的小鬼，口袋上插了幾支自來水鋼筆的紅軍干部，題目是“文化水平提高了”。延安很少舉辦這樣的展覽會，很多干部來參觀，不久大概毛主席也知道了，就帶了幾個隨從也來看漫畫展覽，那天正是我值班，我就陪著主席看，偶有不明白的，我在旁作些解釋，因時代久遠已記不起來問了哪些作品?？赐曛?，我送到門口請毛主席批評。毛主席回答說：“漫畫要發展的”。當時我水平也低，也不敢問什么意思，毛主席也未再說。展覽結束后，康生要這個展覽再送到當時在安塞縣的社會部去展出，時間大概是在1942年3、4月間?！吨S刺畫展》當時并未引起波瀾，周揚也是一般性地問了一下。但當時蔡若虹似乎對《諷刺畫展》有些看法，展覽結束后，他將三個人的畫稿都集中在一起由他保管下來，這些畫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時由造反派收走，以后也未歸還，不知下落。
　　1942年5月中央召開了文藝座談會，對整個文藝起了極大的作用，明確了文藝為廣大人民服務的方向，使很多文學藝術家從亭子間走向工農兵。但我對這樣的變化不是一下就明白而是逐漸認識的，現實是我的漫畫農民就是不愛看。毛主席在延安文藝文座談會前寫的《新民主主義論》里也談到新文化的大眾化、民族化、民主化和科學化，也在《反對黨八股》的文章里談到那種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見樂聞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些都在我心里去琢磨。1943年我隨魯藝文工團下鄉，看到都是戲劇、秧歌一類的，但那種鄉土藝術被群眾所熱愛的程度，對我也有所悟。當時還有一位文學系的孔厥同志，他在下鄉時收集了一些群眾的語言、成語、歇后語等，因此孔厥的小說，甚得當時群眾的歡迎。但他收集的群眾語言秘不示眾，我和他是同鄉，因此我借來看了，果然生動又有形象，因此我也效法帶了小本子下鄉，收集了十多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拿走，大約有十幾本，以后也未發還。只舉一例，我畫了漫畫《死豬不怕開水燙》，諷刺公審“四人幫”張春橋負隅頑抗的丑態，就出于收集到的群眾的成語中。我有很多漫畫都用了這種生動的語言，群眾也喜歡看我的畫。
　　1942年8月，毛主席接見我們三個漫畫家的事，這在中國現代漫畫史上也是一件大事，過去已經寫過文章。毛主席就我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一幅諷刺延河植樹保管不好的漫畫時說，應指出是哪一段管理不好，否則就變成整條延河植樹都不好了，因此要區別個別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關系，這對克服當時漫畫的夸張不當，諷刺的片面性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的諷刺畫展作品就存在這種問題。
　　我自己感到在延安受到這種教育十分重要，它促使自己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場、改變自己的藝術觀點。但當時延安受到國民黨的包圍和封鎖，經濟困難，出版物少，藝術實踐不多，只能說處于思想醞釀階段。可以說，在延安想到自己的漫畫創作的改造要到東北經過實踐才得到實現。
　　《東北日報》四年我畫了大量的以反對美帝援助蔣介石打內戰為題材的政治諷刺畫，社長、總編輯和編輯對我的指點和幫助，還有群眾的鼓勵使我漫畫長進。我的漫畫被放大貼上大街，又被東北解放軍有些縱隊當了時事教材。我又創造了一個身穿美軍大兵服，太陽穴上貼著兩塊黑色方形的頭痛膏藥，這在舊上海的青紅幫流氓經常使用的，這個形象既表明了蔣介石的出身，也表現了在戰場上屢吃敗仗而頭痛的“蔣腫痛”，當時在東北解放區的軍民都知道這個貼著頭痛膏藥的蔣總統，因此潛伏在哈爾濱國民黨特務機關暗殺的黑名單有了我的名字，因為我“侮辱領袖”，這是東北局彭真同志當時親自來報館告訴我們的。
　　1949年底我被調北京《人民日報》。那時我見到蘇聯三人漫畫家庫克列尼克塞的作品，他們是經過美術學校基本訓練，當我對自己在漫畫上相比有點自慚，就在暗中學，也附合當時向蘇聯“一面倒”的“熱潮”。這種學習是無效的。1953年波蘭一位畫家柯布茲德依訪問中國，看到我的作品，直言不諱說我漫畫不如以前好了，使我猛醒。
　　新中國成立，我到了北京，后來又分配我到中國美術家協會工作。不能只顧漫畫一個方面，視野擴大了，過去不熟悉的東西方藝術接觸就多了，古典的民間的美術也不少，這些都是在延安得不到的。
　　中國傳統繪畫，我在中學時代曾有機會接觸，因為我的姨夫是中國清代大書法家何紹基之后。他家藏書畫甚多，但當時我年少，很多國畫看不懂，大概當時國畫大都仿古，單調乏味。進城以后，當時國畫尚未改造，仿古、摹古之風甚烈。但齊白石老人的畫就不同了，他的詩書畫讓人感覺一新，從他的畫中我才了解了中國繪畫中詩書畫是中國獨創的，國畫可以采用，漫畫為什么不可采用呢？這樣的移植，對漫畫的民族化必定有極大的幫助。當然會有困難，我不會作詩，而且舊的五言七律放在漫畫上是不調和的，我就用打油詩或順口溜來替代古詩，也很匹配。我也很重視白石老人用題目之妙：他畫了一盤紅色櫻桃卻題了“女兒口色”，畫了兩只小雞相撲題了“他日相呼”，這和某些西方的繪畫畫了櫻桃題櫻桃，畫了小雞又題小雞就不可同日而語了。我們現代漫畫也有一些洋教條，例如認為無字的漫畫就是上品，近年來西方漫畫，多用“無題”為題，我們也跟著用無題。無題用得好，漫畫也可增加趣味，用得不好，別人也看不明白?，F在許多無題的漫畫，其實是想不出題目。再說書法，我的字并無根底，但它和我的畫可以統一，互不排斥，我在小學暑期作業練過“靈飛經”字帖，簡直是受罪，一筆一劃都要摹仿，束縛人的手腳。我喜歡看字的結構，看它的氣勢，我不知道廣東人稱畫畫為“寫畫”出自何典，但我理解是兩者筆法之統一，因而我也不想去學什么“中鋒”、“偏鋒”等用筆之法，真學會了，我的漫畫又變成國畫味道了?？傊以诼嬌蠈で蟆懊褡寤?，并不想有國畫的形式，并不想漫畫被國畫化了過去，那就成了老話說的賠了夫人又折兵了。
　　漫畫需要許多營養以滋補先天之不足。中國的文學、藝術、文化、歷史、民俗，甚至醫藥知識都可選讀，我就買過一本中醫驗方，才知道黃金也可入藥，所以我想漫畫家最好是個雜家，知識豐富，用之不竭。過去我國有兩位青年漫畫作者，他們的漫畫思路都不同凡俗，后來才知道他們都是大學哲學系畢業的，可惜后來兩人都不畫漫畫了。如果我能學好哲學，我的漫畫思想深度就會有所不同。
　　我畫了70年的漫畫，因為我愛漫畫，我不見異思遷，也不怕自己挫敗，因此我堅持下來了。我愛國家，也愛我參加的中國共產黨，雖然也犯有錯誤，沒有這些，也就沒有我的漫畫的成長和發展。（于2004年3月）

（CSC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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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漫畫大眾化民族化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