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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城市及建筑都是妥協的產物，它們的價值觀在風中搖擺。

　　有專家嗎？可能。但大多數時候，一個無牌設計師不按牌理出牌的動作足以瓦解眾多專家的努力，并令專業人士的作品顯得趣味可疑并命運多舛。

　　讓我們來說說被當成樣板城市的巴黎。在1900年巴黎地鐵興建以前，巴黎需要解決城市交通問題，“改造巴黎”的權力落在了喬治·歐仁·奧斯曼手上，他時任塞納大省省長、巴黎警察局局長、由拿破侖三世任命的巴黎改造總負責人。他是個鐵腕、自信和有著日耳曼血統中簡單、執著個性的人，為了修建一條貫通巴黎南北的大道，他拋棄了其前任、“美化巴黎委員會”主席亨利·西美弘的方案，對巴黎市中心、巴黎圣母院所在的城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拆建。奧斯曼拆掉了巴黎1/3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公共建筑、10%的私人宅邸，消滅了一座堪稱完整的中世紀建筑藝術博物館的島嶼——法蘭西文化的搖籃。

　　當然他也是功勞已載入巴黎史冊的無牌設計師。今天的巴黎市中心幾條主要的林蔭大道，許許多多的小廣場、噴泉、雕塑甚至教堂、公園，巴黎縱橫交錯的給排水系統，大量醫院、火車站、圖書館、學校、監獄等設施，都源于他的策劃而修建。他的建筑質量建筑規劃以及建筑語匯保證了巴黎建筑風格的穩定和連續，也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今天，“奧斯曼是不是毀了巴黎？”成為巴黎的城市懸疑。許多法國建筑師證明，如果沒有奧斯曼150多年前的改造，巴黎應該更美麗。因為今天巴黎的美麗主要是因為奧斯曼沒來得及毀掉的那些建筑。但歷史不可改寫，奧斯曼這個無牌設計師的作品理所當然地也構成今天巴黎之美的一部分。原來以塞納河為核心自然形成的城市布局和風格再也回不去了。

　　今天的中國城市大多也經歷過和正在經歷這種城市改造史上的“奧斯曼時代”，對老房子拆還是不拆，只是考慮“需不需要”，而不論是否文化古跡。

　　執有長官意志的中國無牌設計師們的身份不再是城市警察局長，可能換成了市長、規劃委員會主任、建設局長。誰知道！誰不知道！

　　更多的無牌設計師是沒有權力的，要么玩票，要么半路出家，共同點是外行顛覆內行，令科班出身、循規蹈矩的設計師現出智商不足的窘狀。2003年的中國建筑界最熱荷蘭的冉·庫哈斯，但這廝似乎更像個社會學家，他的第一職場不是建筑，早年曾從事劇本創作并當過記者。在34歲時他已學了10年建筑，卻未有一件建筑作品，反而樂此不疲地寫出了都市文化現象學性質的《癲瘋的紐約——曼哈斯的宣言》，津津樂道于擁擠文化、囚禁中的城市、斯芬克斯旅店、福利宮殿大廈這類自己生造的概念。此后的20多年里，世界城市眼睜睜看著這個建筑界的周星馳在天馬行空地做著反建筑的建筑，他要求空間的進入者共同對建筑施以幻想、好奇心，他自認沒有風格，并認為這個“普通城市”的時代會因個性的堅持而停滯發展。

　　2003年，在為中國建筑師馬青運個展寫的前言中，庫哈斯說：中國唯一似乎還沒有大規模生產出來的就是建筑師……他們中還沒有一個在國際建筑圈內獲得承認。雖然中國正牌建筑設計師的地位如此不堪，但不妨礙他們成為今日中國城市改造與建設的主創人員；與此同時，我樂見一股無牌設計師的力量在造就大批奇異的天外來客式的建筑——畫家黃永玉的北京萬荷堂，不是別墅，但足以容納一個文人的莊園主理想，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廣東陽江沙業亞的私人怪建筑，傾斜的外窗和空曠的結構劃破了正規建筑的定義；昆明羅旭像舊石器時代一樣的土著巢，私藏了一個人的性幻想和伊甸園；大理趙青的洱海小島上的玻璃集裝箱，也融入了村中趙姓的族譜；北京郊區縣，則散落著由雕塑家、畫家、攝影師獨具理念的大屋；如果時光再往前推，大概還能算上深圳大學被閹割無存的鬼屋——這些源自無牌設計師的建筑，在建筑思想和建筑語匯的驚心動魄上，個個不輸于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和保羅·安德魯的國家大劇院。

　　正如欣賞網絡無名作者的一帖風行、少女以傻瓜相機擠入攝影大師世界、街頭時裝成為時裝設計師的靈感源泉，我是多么面帶惡意地看著無牌設計師的作品像低燒一樣流行——既然正牌和無牌設計師的作品都可能制造破壞性，不如就選擇更有趣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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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城市之無牌設計師